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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背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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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3-27 08:16:0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韩国“N号房”主嫌犯赵主彬
疫情重灾区的韩国,又爆出令人发指的“N号房事件”。
3月22日,一位网名为“博士”男子被韩国警方拘捕,揭开了“N号房事件”背后的黑暗。
据韩国警方报道,从2018年开始,一些嫌犯通过社交平台软件建立多个秘密聊天房间,将被威胁的女性(包括未成年人)作为性奴役的对象,并在房间内共享非法拍摄的性视频和照片的案件,并收取费用。
截止2020年3月22日,受害者达到74人,包括16名未成年女孩,最小的才11岁。
除了手段残忍之外,“N号房”会员人数之多更让人震惊,据韩国警方称“N号房”的会员约有26万人。
人性泯灭的“N号房”
据韩国《中央日报》报道,“N号房”是由网名为“GodGod”的网友在2019年创建,随后名为“Watchman”接手一段时间。这些聊天室都是以数字编号命名,因此被统称为“N号房”。
“N号房”是实行收费制。据新京报报道,聊天室价格会根据内容等级来设定,最高入场费约为150万韩元(约8400元),通过加密货币进行交易。此外还有一些房间必须要求会员拍摄、分享类似性剥削内容,才能获得入场资格。
2019年9月,赵主彬(音译)成为“N号房”新的运营者,他的昵称为“博士”,“博士房”也是他运营的房间称号。
“博士房”更为残忍,反人类。据韩国媒体报道,“博士”会要求受害者用刀子在身上刻下“奴隶”或“博士”的字样等,从而证明是自己的“作品”。此外还有未成年的艺人也成为他迫害的对象。
据韩国警方披露,赵主彬的作案手法主要是先引诱后威胁最后实现非法交易。他多以发布兼职零工的名义,高薪引诱受害者,在获取受害者信息后便开始一步步威胁,强迫对方拍摄性剥削视频,并在“博士房”里售卖。
一位匿名受害者在接受采访中称,由于生活费方面严重不足,误信了赵主彬成为了受害者。

赵主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,如今这个恶魔也终于落入法网。3月22日,警方拘捕了赵主彬。
由于请愿人数众多,3月25日赵主彬被公开示众,成为韩国首个因性犯罪被公开示众的犯罪人员。面对记者提问,赵主斌表示:“向所有被我伤害的人表示衷心道歉,感谢让我停下无法自拔的恶魔人生。”

据了解,赵主彬2014年考入大学进修信息通信专业,在校时学习成绩一直很好,还多次获得奖学金。
“N号房”事件引发了韩国舆论的震怒。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3月23日就“N号房”事件表示,此案是践踏受害者的犯罪行为,指示警方彻查案件让所有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文在寅还承诺:
政府将删除所有涉案视频,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、医疗等所需支援。文在寅指示,警方应认识到此案的严重性,对涉案人员进行彻底调查,对犯罪分子严惩不贷。如有必要,警察厅组建特别专项调查组,政府也要制定杜绝网络性犯罪的根本对策。
目前韩国警方已抓捕三位“N号房”的运营者,另外两名“WatchMan”(全某,38岁)和“Kelly”(申某,32岁)都已经被判刑,而“N号房”的创始人“GodGod”至今未知。
而在这一事件中,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型犯罪,也令世人警醒。
据了解,赵主彬利用了Telegram软件的加密性,召集大量非法会员,并对每名会员收取价值25万至150万韩元不等的比特币作为会员费用。
公开资料显示,Telegram在全球具有较高知名度,聊天记录不支持服务器保留,支持设定聊天记录定时销毁,支持一键删除账号,删除账户之后,所有资料也都一并销毁。
基于这样的隐私性,“N号房”得以在群体之间肆无忌惮地传播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事件爆光之后,韩国警方向Telegram方面发送了删除非法视频的请求,以及获取相关非法视频上传者的个人信息的请求,但对方删除了非法视频后就再无回复。
近年来,从快播王欣抛出的“技术无罪论”,再到AI换脸所引发的一系列风波,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,平台管理者的“无为而治”,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,正让这类新技术平台成为罪犯的沃土。
如何有效杜绝利用新技术犯罪,也正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研究话题。
韩国“厌女症”的狂欢,以及“金智英”们的反抗
如一些媒体所指出的,“N号房事件”再次凸显韩国男性群体之间存在已久的“厌女症”情节。
厌女症最突出的表现之一,就是对女性化、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。
根据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,51.3%的20-29岁韩国男性“积极反对女权主义”,仅有4.1%表示积极支持,足以看出“厌女症”思想在韩国已深入骨髓。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韩国经济腾飞,许多男性拥有稳定且优渥的工作,一个人就能负担起整个家庭,大男子主义盛行。在东亚儒家文化影响下,韩国女性一直保持着贤惠淑良的东方女性形象,在家里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,彼时韩国社会男女关系还处于较为“和谐”的状态。
然而,随着九十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,经济环境不景气,很多男性丢掉了饭碗,一人养家的模式逐步瓦解,男性的“家长地位”受到挑战,家庭也随时处在崩解的边缘。另一方面,随着更多女性参与经济生活,男性不得不与之争抢饭碗,韩国社会男女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,异性关系由此走向撕裂状态。
由于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固化,多数女性在职场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,譬如被排斥、被无故解雇等,一些女性开始呼吁政府和社会反对性别歧视,女权主义苗头渐盛。
2001年,韩国宪法撤销了自1961年起实施的对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、企业面试等考试中给予5%加分的规定,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,部分男性便将不满情绪撒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,“厌女症”就此埋下。
此后,在一系列政策层面,韩国的相关资源开始向女性倾斜,譬如生理期休假制度、废除户主制度等,更加深了男性对女性的“仇视”。
在这种社会背景下,韩国性骚扰事件频发,郑多彬、张紫妍等女明星因相关事件相继自杀,震荡着整个韩国社会。明星尚且如此,普通女性群体的生存环境之恶劣可见一斑。
2016年,首尔郊区江南地区的一个地铁站附近,发生一起年轻女子被杀的恶性事件,这一事件掀起了韩国女性反对性骚扰、反对偷拍等一系列的Me Too运动,女权主义的浪潮更加兴盛。
据《韩国先驱报》一项民意调查显示,韩国20至30岁男性中,超过76%的人持“反对女权主义”观点。他们认为,女权主义已经变得扭曲,演变成一种性别歧视和仇恨。
与此同时,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就业优待机制,男女职场竞争日趋激烈,男性群体陷入长期焦虑状态。
譬如,2017年11月,韩国性别平等部门公布一项5年计划来扩大女性在政府部门、政府企业和公共学校的就业机会,这一政策加剧了男性对就业的恐慌心理。
在不少韩国年轻男性眼中,上一辈人(母亲)牺牲了很多,才换来家庭关系的延续,从心底还是比较尊重她们。但和他们一样年纪的女性,正在经济活动、话语权等各方面向他们发起挑战,甚至许多年轻男性认为如今掌权的是女性。
韩国畅销小说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描绘了韩国女性在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,引发韩国女性群体强烈共鸣。在此后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中,男性与女性对这部电影的解读趋于两极化,有男网友留言称这是“一场被害妄想症的狂欢”,而饰演金智英的郑裕美遭到了疯狂围攻。
诸如此类言论或事件,都将韩国男女双方的关系推向深渊,“厌女症”就像文化一样,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民众的身体之中。在他们眼中,女性只不过是物化的对象,遭受羞辱、性骚扰甚至是强奸,只要不是自己的亲人,都可以做冷漠的旁观者,甚至是暴力的参与者。
在此次“N号房”事件中,一位韩国男性留言道:“我又没有犯罪,我只是正当的付费观看了成人内容,这难道是错误的吗?比起处罚N号房的参与者,更应该从上传自己身体视频的淫妇们开始处罚。如果她们不上传视频,就不会有26万受害者了,她们的错更大。”

可以说,这种毫无廉耻、毫无同理之心,不止将人性之恶发挥到了极致,也代表了一代“厌女症”患者的普遍想法。
至今,韩国仍在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剧烈撕扯,女性群体如何才能免受诸多毫无根据的伤害,与男性站到一个平等的地位上“对话”,相信也不止是韩国社会所应深思及化解的症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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